香港金融及銀行為何於一帶一路能提供資金融通和領先優勢便利

香港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中的重要金融戰略要點，在一帶一路「五通」的資金融通中有著重要的價值作用。大家可能會疑問為什麼一個區區2,755 平方公里的特別行政區，會有著強大的金融力量，吸引全世界首100大銀行中，逾70間的大銀行都願意落腳的地方，從而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融資和領先優勢的便利。以下文章將會為大家剖式當中原因和概略。

香港在資金融通上的優勢便利

香港擁有龐大的中外資金流向規模

一帶一路是中國向國際宣揚的政策，期望透過一帶一路的理念，向世界輸出建設的資源和動力，當中包括中國與世界各地的商務合作與集資。

縱使中國政府有龐大的人才、資金和天然資源，但要向全球輸出基礎建設的合作，仍缺乏資金缺口。2017年5月8日香港經濟日報曾經刊登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教授表示，預計2020年亞洲區基建缺口多達7,000億美元，即使將亞投行所有資本全部投入，都不足以應付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如所有基建都上馬的話，勢必要再進行集資。

而根據中國商務部2022年版《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顯示，截至2021年底，香港對內地累計實際投資額14,331億美元，佔內地累計引進外資總額的57.5%。而內地赴香港直接投資，並透過香港「走出去」外國投資方面，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 2021 年底，內地累計對香港實際累計投資 8,071 億美元，佔內地累計對外投資總額的 53.2%。由此可見，不論是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或是中國國內資金走出去國際市場也好，都有借助香港的優勢去進行資金樞紐和跳板。正因中外資金匯聚香港，加上文化和政策等因素配合，成功造就香港擁有融資的優勢。資金充裕自然可以壓低融資成本和提高融資機會。

在香港融資在利息上有普遍優勢

正如上述所說，融資的成本十分取決於當地的資金充裕程度和機會。由於香港是中外合作的資金匯聚之地，造就資金充裕，直接壓低融資成本和提高融資機會。

如果大家有理解過企業融資的成本，不難可以感受到當中的融資成本分別。經驗而言，以2023年7月為止，香港的企業融資年利率成本約8%左右，那麼中國內地的企業融資年利率成本約13%左右。加上香港貨幣政策是港元與美元掛勾，又是暫時全世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與中國內地市場有緊密聯繫和優惠。如果這樣比較上來，香港在融資成本和便利上佔有絕對優勢。何況還未計算交易所集資的渠道。

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市場並方便與中國企業合作

一帶一路很主要是中國企業與全球各地企業合作的業務往來。由於基建業務的資金龐大，而中國企業終歸是要使用和取回人民幣。然而由於中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措施，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等主要外匯幣種匯率中間價，在內地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為上下2%。

某程度上這種外匯管制是中國政府管控金融風險的行動，但同時亦影響到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過去人民幣在國際使用上受到一定的進出限制和匯率限制，但若不管制，中國政府又恐怕人民幣會受到大幅波動的影響，影響國內企業的外匯經商風險。於是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國際經貿需要和穩定人民幣匯價，於是決定設立在岸人民幣資金池和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分撥出部份人民幣於離岸市場自由流通和交易。

然而可經營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的地方，必需是一個結合天時地利人和的地方，非任何一個國家或行政區能擔當。一方面是本身已有一定人民幣集結和貿易基礎，另外要成為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必須得到中國政府授予人民幣於海外的清算安排，亦即是要簽訂人民幣清算協議，指定某銀行可以進行人民幣清算。只有被認可的人民幣清算安排，才可把海外流通的人民幣經指定的清算銀行，回流至中國境內。而國內的人民幣要走出海外市場，亦要經過指定銀行外出。而香港正正是有一定人民幣使用基礎和歷史發展優勢的地方，可發展成離岸人民幣結算市場。

2004年2月25日，香港成為第一個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離岸市場。27間銀行推出人民幣存款及兌換服務，標誌住人民幣走向國際化。9年之後，2013年才有台灣和新加坡的離岸人民幣清算銀行，之後更有倫敦和加拿大。

香港不但有本身與內地經貿的基礎，更透過這9年間的時間差距，成為有絕對優勢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首先離岸的人民幣資金在經貿發展和政策配合下，有足夠時間吸引和積聚成為人民幣資金池。有了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便有條件開發更多創新的人民幣金融產品。

香港在金融基建上的領先便利

金融數據上的流通

金融數據除了是指交易的金額數據，更重要的是信貸資料，而信貸資料更是金融的基礎建設。一個人或企業也好，在進行金融活動時，放貸機構或放債人都必須要對借貸方進行調查，索取足夠的信貸資料來了解借貸方的還款能力和信用紀錄，才能審核放債的可行性和規模，做好風險管理。

然而個人和企業的信貸資料是一樣十分敏感的機密數據，世界上不同國家都分別設有規管敏感數據出境的政策。因此要有一個地方能匯集世界各地不同金融數據，尤其極敏感的信貸資料數據的話，是十分難得。

而香港正正有這類的信貸資料的機構，為香港的金融基建打下基礎。例如香港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諾華誠信，除了提供香港信貸報告外，其跨境個人征信報告核驗服務更加是中國首個獲批的個人信用資料出境的渠道，即中國內地的征信報告也能合法合規地在香港獲得。加上諾華誠信與國際知名征信資料企業CRIF有商業合作，因而可以提供超過200個國家的征信報告，尤其是商業征信報告。

由此可見，香港的金融數據和基礎建設，例如信貸資料，都貫通全球多個重要經濟體，造就香港的金融數據基礎建設有一定領先便利的基礎。

金融機構和人才的配合

香港雖然只是一個2,755 平方公里的小區域，但金融機構雲集。截至2020年5月底，香港有163間持 牌銀行、17間有限制牌照銀行和13間接受存款公司。當中全球首100大銀行中，逾70間都有在香港營業，超過29間跨國銀行在港設置地區總部，成就國際銀行中心。

另外根據香港貿發局的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6月底，以市值計算，香港是亞洲第四大及全球第七大證券市場。同期，共有2,238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總市值約50,000億美元。而香港亦是全球最活躍的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之一，2021年共有98宗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達3289億港元。加上香港建立了在內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2022年7月，香港處理全球71%的離岸人民幣支付量。

能有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實施低稅政策和推行簡單的稅制，有具歷史和公信力的法制，另外資訊及資金自由流動。亦無實施外匯管制。一切都成為資金融通和金融便利的優勢。

法律基礎上的配合

香港法律的歷史文化優勢有利一帶一路投資項目。香港於1985年成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 是亞太地區歷史最悠久的仲裁機構之一。而2014年10月7日<<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第3期發表評論， 點出「區域仲裁基本始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沒有任何一間區域仲裁機構運行了如此長時間，並取得如此成就。」。另外香港的歷史源於中國， 其後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後， 逐漸滲入西方思想和管理， 與中國文化融合， 並逐漸建立起司法程序和規條， 並發展出普通法基礎。直到1997年7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國兩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管治權， 司法制度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保障下， 得到絕對權力於香港繼續實行。由約1842年到2017年， 足足175年或以上， 全世界不同文化、種族、國藉人士都聚居於香港。所以法律中也有考慮到多方民族的實際共處情況， 有一定針對國際合作糾紛的判例經驗。在這樣的法律基礎下， 因為香港實行的普通法是會考慮過去的案例和歷史發展實際情況， 香港法系一方面有中國習俗文化的考慮， 也具有國際法律的認可性和實際操作經驗， 所以成為投資雙方熱門選擇的法律基礎和管轄地。加上一帶一路是由中國牽頭帶起， 中外商機急促上升， 貿易矛盾也顯然增加， 能夠體驗到中國文化的同時， 也要理解到西方文化的， 莫過於香港法律。這是世界仲裁中， 顯然而見的價值， 是其他地方難以取代， 為投資雙方最有利和可信的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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